2017年4月13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B102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娟助理教授作了题为《国族建设中的“边疆”——近代康巴藏区的政治整合》的讲座。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担任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社会学系田耕助理教授等出席活动。

王娟老师从“何为中国”的问题切入，首先探讨了“边疆”对于理解“中国”的重要意义。她通过三张地图分别展示了“作为方位词的中国”（五服图）、 “作为天下王朝的中国”（国朝天下舆地全图）和“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图），并以此说明：“中国”的概念在产生之初就离不开对“边”的理解；在漫长的历史中，“边疆”始终是理解“中国”的重要线索。

然后，王娟老师说明这次讲座的内容所关注的是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形态的转型，也就是在从“作为天下王朝的中国”转变为“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的过程中，“中心—边缘”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关涉到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这个过程是更广义的“国族建设”工程的一部分。对于从“多族群帝国/王朝”脱胎而来的“现代多族群国家”来说，“国族建设”的过程会包含两个维度：纵向维度是国家力量伸入基层社会，横向维度是边疆一体化，可以将其对应为中国社会科学中两个重要的研究传统：“乡政”和“边政”。

王娟老师着重探讨了如何理解“边政”的问题。她指出，不应将“边政”狭隘地理解为“治理术”，而更应关注其思想基础。在王朝时代，无论是“天下”的想象，还是“羁縻”的原则，所关涉的都不仅仅是治理效率的问题，还反映了“华夏”对于合理的天下秩序的理解。同样，在中国的近代转型中，“边政”应该被视为在新的内、外环境中尝试如何“在普遍性中安置特殊性”的努力。

此后，王娟老师描述了一个具体的边疆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边康区——在清初以降的边疆形态转型过程，由此来展示上述对于中国近代的“边政”问题的理解。在这个具体的历史实践中，“边政”被比喻为一场“实验”，“实验”的目标是在新的国家体制中，给“边疆”和“边人”寻找一个合适的定位。这个定位的过程并非单一国家意志的体现，而是一个多方参与、互动的过程。

川边康区的“定位”过程被分为四个阶段。清代的体制代表了王朝时代的边疆形态，可以概括为“普遍性秩序+制度化的特殊性”。具体而言，在清廷的“内地—藩部”体制中，“康区”一半属“内地”，一半属“藩部”，并无独立行政地位。川边康区属于“内地”体制中的“土司辖地”，没有官方认定的“活佛”世系。同时，它是清廷“土司制度”的最远端，土司权力最大，流官影响力小，且改土归流的时间最晚。清廷对康区的定位是“联结内地与卫藏的通道”，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是从属于王朝的“西藏战略”的。这一定位决定了在文化等级上，川边康区被王朝中央视为“蛮夷”，其藏传佛教传统并未受到尊崇和重视。地方上的民间传说反映出地方社会亦认可自身的“通道”角色。同时，川边康区的地方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是土司、头人和寺庙，遵循“内部竞争”的行为逻辑，地方首领都善于通过与外部力量的“周旋”来维持自治乃至扩大势力。川边康区的“通道”地位和地方社会的“内部竞争”逻辑构成了此后的“边政实验”展开的“舞台”。

晚清“普遍性秩序”的丧失导致上述体制解体，从1905年“改土归流”开始，川边康区的“边政实验”先后尝试了三种“国族建设”的模式。

“改土归流”代表了第一种模式——“全面消除特殊性”，体现在行政体制、文化定位、身份塑造三个方面的全面“华夏化”措施。“改土归流”的强制性行政、文化改造虽然没有长期持续，但带来了地方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土著精英阶层的分化，出现了出身平民、接受现代教育、在中央政府担任官职的“新精英”。

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刘文辉主政川边康区后的“边政”措施代表了第二种模式—— “新的普遍性秩序+随机的特殊性安排”。“新的普遍性秩序”是全国同一的行省体制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而“随机的特殊性安排”反映的则是多种力量——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地方实力派、旧精英、新精英、内地知识分子——参与进了这一时期的“定位”过程。

这一时期的“定位”在行政体制体现为将“土著”改造为“流官”的努力，在文化地位上体现为内地知识精英对“边疆文化”的全面重评，在人群身份上体现为地方实力派和“新精英”对“康人”身份的塑造和利用。这一时期的边政实践更像是一场进行中而没有得出结果的实验。

1950年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制度和政策代表了近代“边疆整合”的第三种模式——“新的普遍性秩序+制度化的特殊性”。在以“阶级解放”+“民族平等”为“新的普遍性秩序”的基础上，新政权在行政体制上“取消汉官制度”，并通过“民族识别”“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土著社会在新的国家体制中的文化地位与人群身份予以了制度化的确定。这表面上结束了民国时期的漫长实验，但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的秩序，尤其体现在对“阶级解放”和“民族平等”两个理念的矛盾关系上，后来又进行了多次的反复。

最后，王娟老师以三句话对讲座的主旨进行了总结：对“中国”的理解离不开对“边疆”的理解；“边政”是一种对合理的内外秩序的探索；中国近代的“边疆整合”是一场漫长的实验，目标是在现代国家体制中给“边疆”和“少数族群”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positioning），这同时也是在重塑“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内外秩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王铭铭教授对本次讲座做了评议。他认为，讲座非常精细地展示了近代中国由“天下王朝”到“民族国家”的转变，尤其可贵的是分析了地方精英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关注到了当地社会结构这一内生性的因素。同时，他还从如何定义边疆、如何看待康巴地区的政治-社会联结方式以及如何区分新旧精英等三个方面提出问题，展示了人类学对于人类理想社会状态的思考。王娟老师从康区自身发展的历史和当地精英成长的实例中回应了以上问题，并强调“边政实验”/“边疆整合”并非完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过程，而是各类行动主体根据社会形势、自身利益等社会情境而不断互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