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il Lee：我叫Wonil Lee，我在考虑SRI这个问题，其实考虑了20年。那么，Seiji Kawazoe先生也向我们介绍了关于SRI在日本的问题。其实很多问题我不太同意。根据很多一些学者SRI的投资，每一个国家面对的资本市场是不一样的，发展水平也不一样，我们要1800个这样的公司在一个投资研究公司，90%多的投资公司是由他们的儿孙来管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韩国来说其实就是公司资历。

　　我想问一下Seiji Kawazoe先生，在日本有多少百分比的公司是由他们的子孙管理的？我知道在日本的上市公司，还是主要是由工会和金融机构拥有的。我们看很多资金有失败的经验，比如英国的儿童基金等等。我知道一个上市公司，精工表的公司，他们这方面我知道如果日本要改善精工表也有成功的例子，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韩国，我们相对而言比较小，我们的所有制与日本也不太一样，我希望能够关注这个企业治理的问题。

　　七年之前，我决定主要是关注企业社会治理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要投资，这家公司必须要在他的治理行为方面满意一些标准，韩国的资本市场有60年也很特殊，日本的资本市场有多久呢？从1962年跟我们差不多，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有多久，只有25年，中国的市场还是很年轻的。如果一个资本市场已经有60年，其所有者和经历大概有多老呢？有67岁，他们很快就会死了。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继承问题，在韩国，如果儿子要继承的话，必须要支付50%的继承税，平均韩国的上市公司他们的家族占有大概是35%。如果说父母传给儿子的话，只剩下17.5%。如果他在完成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所有权相比就会越来越大。我们韩国的资源很少，所以所有的上市公司所担心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我们说我们下一步对于上市公司成长的推动力是什么？我们GDP的增长是4%，我们是希望在下来10年当中，上市公司是最好的公司。他们比GDP的增长高两倍，每年大概会增长10%。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必须进行并购。我们看看美国的企业，有60%的美国上市公司的增长来自于跨境、跨产品的并购以及结构重组，这样企业的竞争力就可以得到加强。韩国的企业在未来10到20年也要这样做。所以，这里面社会环境、企业治理等等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下面是一些数据，2004年开始了一个企业治理基金。这个基金是韩国的基金，开始有2500万美元，因此我只能投资于微型的公司，这些公司规模都在3亿美元以下。竹子要长成需要多长时间呢？中国的竹子大家都认为长的很快，每天长三尺，雨后春笋，但是刚开始有三到五个月是不长，然后就长的很快。SRI的投资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取得巨大的成功，需要等着市场发生变化，直到起到关联的人素质提高。

　　业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能达到这样的业绩只能说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大多数所管理的基金都是在5%左右。其他的基金在韩国是不是做的很好，我的回答是否。

　　我再看下一张幻灯片，我的企业治理基金与我们在韩国的基金完全不同。企业治理包括各个方面，但是鉴于韩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继承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企业治理现在已经成为未来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很多财阀仍然家族控制，是一个人控制或者几个人控制。三星有一段时间做汽车，因为他的所有者喜欢汽车，并不是他投资了全部的资金，三星集团是上市公司，他们上市几十亿美元，因为管理层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一个人很难改变这种局面了。俄罗斯有一个人，两年前被杀了在莫斯科的一个街道，他是一个管理人员，他经常不友善，经常还没有发现杀手，作为一个管理人员，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人们经常谈SRI概念的变化，但是据我来看，他涉及到基金管理者的信托责任，我们作为基金管理人需要为我们的客户取得利润，同时保护他们的财产。我们知道顾问市场每天波动很大，信托责任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随着金融产品的变化发生变化。20年以前我们谈华尔街规则，如果出现问题的话，管理人会用市场规则来解决，但是这种行为现在呢，不再符合现代的新多责任原则，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吗？很简单，就是卖一个公司的时候，比如出现了问题，你就必须从客户那里的钱支付这个佣金，这个时候股票会下降，在卖的时候客户就会损失，这个时候你必须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你必须使用客户的资金来回购。这时候股票会上涨，这些都不符合信托责任，所以最好要质疑这些管理人员，所以代理投票问题就是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问问Seiji Kawazoe，你股票代理的强调如何？在中国如何？

　　Seiji Kawazoe：我们大概目前有18%的反对意见，所以我们在代理投票方面还是很积极的。

　　Wonil Lee：中国代理投票方面有具体的数字吗？

　　Seiji Kawazoe：不好意思，没有。

　　Wonil Lee：我想中国的代理投票仍然处于初始的阶段，但是美国的积极代理投票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总的来说投资机构，尤其是SRI投资者，一般从社会和环境规则转向社会环境治理规则，因为上市公司的领导人可以大大的影响公司的业绩，因此英国政府就引入了一项关于退休金投资的规则。我们现在的信托资产更加重大，我们现在呢有更主动的代理投票，PRI讨论的已经足够多了，这是韩国的零售SRI基金，SRI在韩国仍然是规模比较小，总规模小于20亿美元，我们公司收购了一个基金的65%。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大众还不太接受其他的基金，SRI基金一般来讲对于客户来说利润不高，客户一般不买，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些基金。

　　我是如何取得这样的责任呢？我通常根据这四个元素选择投资资金，我在选投资公司的时候呢，这个公司他们有些公司不能产生足够的价值，这些公司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来变。还有一些管理人员经常犯一些错误，比如说我要投资于造船，汽车，跨行业做很多方面的决定，他们根本就没有专业能力，而是随便花这些股东的钱投资与那些他们非常无知的领域。于是他们经常扔钱，还有一种，美国的SRI投资者一般不投资于这种行业，像造船、化工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密切关注的一些发展，我们成为了一个最关键的部分在这里，就是参与战略，也就是如何与这些经理人打交道，没有适当的战略的话，永远不会取得成功的。我们作为管理人需要有一定的投资回报，不是一个社会投资者，只要你的投资没有给客户带来价值就不行。因此需要企业经理让他们参与进来，让这个社会参与进来。

　　我在韩国做公共演讲，教育培训公众，让他们理解，同时我们小组有很多咨询专家，还有谈判专家，没有他们的协助，没有他们的资源，就不能够给每个公司提出不同的所谓参与战略。

　　第三个更为重要，就是必须针对这个客户制定个别化的参与战略，并不是说所有的目标公司都遵循同样的一个规则，必须对目标公司的结构，家庭的情况，有通盘的了解。否则你就会失败，比如说现代公司，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你和他们做必须了解韩国的文化和历史才能让这些公司参与进来。对于韩国文化的敏感性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儿童基金在这块案件当中损失了几十亿美元，就是在雷曼公司破产之前。

　　我投资于36个公司，每次投资我都想获得他们7%的股份。我对他们培训教育的时候，他们有人不听我的，很固执，因此我必须作为股东提出建议，即便我知道我不一定会在股东大会上取胜，但是我必须这样做。展望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敌对性的企业治理文化可能在韩国变得更为有效，再过10年也许做法是好的，现在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之后，我们可能可以采取比较积极的方式，我很感谢大家聆听了我这个很奇怪的故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请大家随时问我。